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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绵绵无尽期
发布时间:2022-02-26 发布者:校友总会 李 伟 浏览次数:

思念绵绵无尽期——父亲逝世三周年祭

                                                                                                                   

                                                                                                         丁 晶  2015年3月19日

2011年,丁祖诒教授与女儿丁晶探讨学院未来发展


11月的古城西安,天气一天天凉了下来。终南山下,成片的绿树已渐渐发黄,风吹着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暮色已深,窗外又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这是入秋以来最长的一个雨季。 
  绵绵细雨中,我的思绪回到了三年前那个忧伤的季节——3月12日,共和国全民植树的日子。父亲用尽最后一点气力环顾春意盎然的病房,带着他对教育事业的满腹踌躇和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亲人、同事和他培养的数以万计的学生以及他为之奋斗终生的民办教育事业。
  那些天,泾渭呜咽,杜鹃泣血。早年从翻译学院毕业的学子听闻噩耗,放下工作,从天南海北,从大洋彼岸奔赴回母校为他们的老院长送行;各大网站和媒体自发出现了无数的纪念文章,鲜花和着泪水汇成了诗歌的海洋;全国各地自发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仪式;告别仪式上,自发前来送行的民众一眼望不到边……
  一个生命的归去何以让那么多的人如此动容?一个民办教育工作者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让那么多人对他充满爱和敬意? 
  这些年,春风里,秋雨中,我无时不在思考这些问题;这些年,烈日下,冰雪里,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这其中有什么样的道理?如今,在绵绵秋雨中,答案似乎渐渐地清晰了起来。

办学初期的丁祖诒先生和女儿丁晶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父亲出生在江苏洪泽一个仕宦书香之家,祖上是秦淮一代的名门望族。祖父是国民政府的高官,抗战胜利后一度出任重庆派往上海的接收大员,解放前夕已是江苏省首都地方保安处上校军法处长和法院院长。由于家境显赫,父亲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解放后,祖父锒铛入狱,一夜之间父亲由王子沦为食不果腹的街头报童。作为家中的长子和唯一的男丁,家道的巨变让年仅12岁的父亲意识到必须要用自己的小肩撑起风雨摇曳的家。于是他发奋读书,以实践“知识改变命运”这条永恒大道。由于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父亲很快在就读的重点中学脱颖而出,并不负众望的获得江苏省数学竞赛第二名的好成绩。1957年高考,他以各科接近满分的优异成绩跻身于江苏省前三名,学校推荐他报考清华大学,父亲也认为稳操胜券。带着憧憬美好未来的激动,他等待高考揭榜,岂料等来的却是一纸“政审不合格,不被
录取”的判决。那一刻,一个少年的梦被彻底撕碎,他的生命仿佛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一般,他知道政治上的否定将让他此生永远和大学无缘。也就是这次刻骨铭心的伤害使父亲在冥冥之中与高考“落榜生”结下不解之缘。
  1958年,19岁的父亲背井离乡,从“金陵佳丽地”的南京城远赴千里之遥的西北黄土地,以西安电磁研究所练习生的身份忍辱负屈地开始了他人生更加苦难的征程。为了早点在以资排辈的研究所“出人头地”,父亲暗下决心要以英语为突破口成为一名优秀的外语工程师,于是他以少年的壮志豪情和超负荷的刻苦学习。不到三年时间里就连续攻克下了英、德、日、俄四门外语,更奇迹般的同时出版了百万字的译著。正当他自学不辍时,命运却像一把无情的匕首又一次的刺痛了他。一顶“崇洋媚外和白专典型”的帽子自天而降,重重地砸在他的头上,他再一次不明不白地受到伤害,被敲锣打鼓“下放”到高压电瓷厂制坯车间从事搬泥巴的劳动锻炼。
  厄运对常人是灾难,可父亲将它变成了机遇。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坚持如饥似渴地学习。1961年,他连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机械原理等多门大学课程,被破格录取为机电学院四年级插班生。此后用3年时间完成了大学六年制本科高压电器专业的学习,以优异成绩取得大学本科文凭,同时掌握了微机操作、电器修理、汽车驾驶等实用技术。几年苦读后并没有得到重用,新“三反”运动开始了。他以正直无私的秉性揭发了单位个别领导以权谋私、克扣徒工工资的恶行,遭到无情报复,被开除了团籍,再度被光荣“下放”到车间接受无休止的“劳动锻炼”。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由于家庭成分问题被打成“黑五类”关进“牛棚”,成为“专政对象”。  
  1973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宽松,父亲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劳动改造,凭着满身才华从生产第一线调往“西电”职工中学当了英语老师。此后不久他便在一次病榻上忧愤沉思,用短短两个月写了一本30万字的《英语常用词用法手册》,他的著作一经面世,就在南京、西安两地高校和知识界引起强大的反响,上万册书很快就销售一空。随着第一部著作的问世和锲而不舍的争取,父亲竟然敲开了高等院校的大门,正式调入西安石油学院,并很快挑起了英语教研室主任的重担。可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他要向更广阔的社会舞台进发,1985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父亲受命于危难,接手了无人关注的西安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筹备工作,短短几年,他就携手一批热心学术的实干家门将既无实权又无钱财的群众性团体翻译协会发展成千人规模,拥有独立学术委员会的大型团体。在工作之余,协会瞄准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先后承担起国家多项大型引进项目的翻译工作;多次举办国内、国际学术交流研讨活动积极开展外语培训,成立了“外语联合培训部”,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由此,他开始设想着办心目当中的“东方哈佛”,让更多的“落榜生”有大学上,让更多的家庭改变命运!
1987年,父亲以牺牲自己半生拼搏、半生心血所取得的成就和金色的中年以及幸福的晚年为代价,毅然决然的丢掉高校教师的“金饭碗”,踏上了民办教育的拓荒之路。时年,他四十有八,成为陕西省创
民办高校的第一人和开拓者。 
  创业的日子充满艰辛。那些天,父亲彻底放下知识分子的斯文,像一个初级打工仔一样走街串巷张贴招生广告。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一沓五颜六色的油印广告,一瓶面粉和成的浆糊,一个衣衫不整的高大身影——他奔波于西安的大街小巷。  
  艰难的起步,社会的白眼,世俗的刁难,无数不公正的待遇,都没能使他停下脚步,都无法熄灭他对民办教育事业的真挚情感。他像一个孤独的行者坚持走自己的路,对这一切,我一直不理解。他究竟为了什么?这些年,看过他走过的足迹,望着他远去的高大背影,我逐渐明白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也许是一种必然。 
  犹如历史上所有成就大业必经历磨难的仁人志士一样,父亲的前半生是一段难以忍受又必须忍受的岁月,是他人生旅途最为惨烈的一段跋涉,记录了他异常悲壮的人生际遇。正是这些际遇锻造了他历经坎坷却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他面对不公却刚正不阿的性格,激发了他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品质,磨砺了他的意志也博大了他的胸怀。这一切都贯穿并影响着父亲奋斗拼搏,执着追求的一生,也成就了后来他在民办教育事业上的披荆斩棘,敢为人先,这些特质正是“西译精神”的源头和体现。

丁祖诒先生和女儿丁晶董事长

父女深情,一本无字书
  小时候,父亲是我的树。我可以在这棵大树底下乘凉,大树可以给我遮风挡雨;长大后,父亲是我的山。我敬仰这座大山,但常常可望而不可即。  
  自我有了记忆,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直很高大。他关注我们的家庭,爱我们姊妹三个。每个周末,父亲、母亲总会迫不及待的来外婆家看我,一见面,他总将我举过头顶,我非常享受这种蹦极式的刺激。有时我放学回家,父亲会骑着自行车追我疯玩,追上后,抓着我两个胳膊胳肢地我笑出声来。也常在外出回家时给我们姐妹带些零食,每次分发食物,他总要与我们逗趣,让我和妹妹为他抓痒,谁卖力就分多些,我们都卯足劲,直到小小的手掌在父亲宽厚的背上抓出红印,他才大呼停下来…  
  我印象当中,父亲无所不能。他是机械方面的天才,在电视机还没进入寻常百姓的家中,他早已买回零件,自己组装一台。让我们姐妹成为街头巷尾的孩子王,可以任意挑选中意的小朋友来家里看电视,也可以神气的警告没有被选上小朋友明日要好好表现;有时邻居家的收音机坏了,就会找他修理,他捣鼓几下,收音机就响了;父亲是棋艺高手,只要他回家,就有许多邻居找他下棋,他是常胜将军,邻居也乐此不疲。他还是左邻右舍的军师,谁家有了难事,也会找他拿主意,他指点迷津,邻居就茅塞顿开;恢复高考以后,找父亲辅导功课的人就更多,大家相信,经过父亲指点,必然金榜题名。所以每当父亲出现,整条巷子就会躁动起来,我们家门庭若市,热闹得像过年。那时我对父亲充满了崇拜,就像现在的孩子崇拜美国大片中的英雄。  
  然而,一切美好的童年生活都在我15岁那年戛然而止,成为封存在我内心深处刻骨铭心的伤痛。记得那天倾盆大雨,父亲中午就回到家,一进家门,他顾不得脱掉淋湿的外套,便走进房间里独自一人埋头抽烟,时而挠挠头发,时而起身又坐下,直到熄灭的烟头堆满茶杯,他才长叹一口气,告诉祖母:“明天我就不在石油大学干了,我要自己办培训班,咱们全家搬离这里吧!”这个惊天的决定如晴天霹雳一般镇痛了全家人。没等母亲开口,80岁瘫痪在床的祖父便声泪俱道:“儿子,我知道那年的政审没能让你上成大学,这几年你只身来到大西北顶着“黑五类”的帽子受尽压制和委屈,可一切不是朝着好的方向在发展吗?现在你已经站在大学的讲坛上了,我们全家都以你为豪。咱们一家7口好不容易能喘口气,过两天安宁日子,你就别折腾了!”听了祖母的话,父亲沉默了很久,却坚定地说道:“咱们明天就搬吧!”自那天开始,他便一头栽进他的培训事业上,起初几个月,父亲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后来他便整日的不回家,四处奔跑招生,筹办培训班。家里微薄的积蓄也被父亲拿去买了课桌课椅,原本按月拿回的生活费被用于印刷招生广告,录音机里不再有邓丽君轻柔的歌声,父亲将它提去播放语音课程了…一切不再依旧。每每看到全家忧怨的眼神,父亲总说道:“这几年勒紧裤腰带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一家7口人总要生活,短短几个月,家里就一贫如洗。父亲的压力也到了极限。在那个艰难的岁月,家里“战争”开始不断,一次,我写作业点了一盏大瓦数的台灯,父亲看到后竟对我怒吼:“我最恨人浪费,你点这么大的灯就是浪费,这是和我对着干”。没过多久,由于我埋怨的一句话,父亲当着几百人的面一巴掌把我打到在地,我开始怨他,是他把原本美好的家搞得支离破碎。也是那一年,父母离婚了。大妹丁涛和爷爷奶奶随父亲搬了出去,我和小妹跟随体弱多病的母亲留在家中。  
  离开父亲的我们像只摇曳的小船,丢失了避风的港湾。在那个保守的年代,离婚是件稀罕可怕的事,一夜之间我们母女成了街头巷尾无休止的话题。一向和蔼可亲的邻居话里带话的挖苦,一起读书的同学们嘲笑和白眼,一切都变的那么的冷酷。母亲告诉我们要“忍”,是啊,只能忍,我们的父亲在忙一项更伟大的事业,他不能成为我们的依靠!那些日子,母亲凭着自己一月几十元的工资,供我和妹妹生活上学,年仅中年的她已是积劳成疾,记得多少次我在前面推着自行车,10岁的妹妹在后面将妈妈搀扶的坐上车座,我们姐妹一起送妈妈求医治病。不知从何时起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探望母亲,照顾妹妹,我逐渐做得一手好饭菜,家务事无所不能,更不知自己是几斤几两的女儿身,总是冲在最前面为家里打抱不平。也许是拮据的生活每每令人心酸,也许就是骨子的要强,一夜之间我强烈的意识到了“自立”,意识到了要撑起这个家的责任,那时,我最大的愿望也是唯一的愿望就是要考上大学,挣钱撑起这个家,为母亲分忧。同时也想给父亲证明,没有他,我和母亲、妹妹一样过得很好。现在想想,那时的我也是在故意和父亲较劲。这一较劲竟是很多年,甚至有几年我们毫无联系,即使见面谁也不理谁。  
  80年代末,父亲的民办事业有了起色,可他却成为我的心中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身影,模糊又清晰。模糊,是因为我一年到头见不到父亲一面;清晰,是因为时常可以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父亲。 
  从江南瑰地到古城西安,祖父祖母唯一的心愿就是守候在儿子身边,只希望能常常见到儿子。可父亲是个全神贯注的人,工作起来是忘我的,常常几个星期不见人影,想念父母时便会让司机带些东西回家,后来祖父母干脆搬到西郊土门学院的一间平房里居住,然而近在咫尺,却难得和父亲吃上一顿饭,说上一句话……没过几年,二老带着对儿子一万个不放心相继离世了。多年来,父亲一直为此万分自责,每每祭奠,他总会说一句:“你们可怜啊,没有跟儿子享上一天福”。 
  大妹丁涛一直跟随父亲和祖父母生活,祖母在世时,还有人陪着她,给她做饭。祖母去世后,还在上高中的丁涛就好像成了孤儿。父亲忙于学院,连自己的生活都是凑合,对丁涛就更是无暇照顾。后来他让丁涛和学院培训班的学生们一起住学生宿舍,吃饭就在学生大灶上。妹妹一度想离开父亲自力更生,可高考名落孙山,不得已还是进了父亲的学校念书。这时,生活费成了她难以逾越的大山,父亲对钱没有概念,他更想不起丁涛还要吃饭穿衣。丁涛胆子小,没钱了,也不敢找父亲要,好不容易找了却连一句话也插不上,父亲不是在讲课,就是在谈工作,不是在开会,就是和学生在一起。爸爸的好友何阿姨、王阿姨每次见到我,就念叨丁涛,她告诉我,丁涛一年四季没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冬天双手冻得又红又肿,她常常拿她女儿穿小的衣服给丁涛。丁涛不敢找父亲要钱,实在没办法,只好找熟悉的叔叔、阿姨借,借多不好意思就在食堂赊饭,可食堂的师父不认识她,有一次对她说:“你老是欠着,我可不敢再照顾你了。”见师父有难处,丁涛什么也不敢说,为此她哭了很多次。  
  大二的时候,一贯胆小的妹妹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要去报考空姐。有一天,她鼓起勇气,把想法告诉父亲,可父亲对她吼道:“不行!你现在要全力以赴地把大学读完,不应该想着去找什么工作,没有知识,将来一事无成。空姐又能怎样?等你老了,还能当空姐吗?有了知识,学到本领,到什么时候都不愁生计!”尽管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也很感动,可是被巨大生活压力压的喘不过气的妹妹连吃饭穿衣都不能自顾,哪能奢求更高,眼下的她只想尽快自力更生,于是妹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偷偷参加了空姐考试并顺利通过。从那时起,丁涛放弃了学业,离开了父亲,一干就是13年。每年休假的时候,她也不回家,到别的航空公司替别人飞。向来坚强的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妹妹:“你这样干不要命了呀?”她低着头说:“在咱们家里,必须学会自立。”  
  从90年代初开始,父亲创办的翻译学院进入到空前的大发展时期,而我已奋力考上了大学,我们彼此越来越少机会见面。我虽然性格倔强,可打不断的骨肉亲情让我无时无刻不挂念着父亲。终于有个周末的晚上我鼓足勇气去看望父亲,一路上我的心情无法平静,幻想着各种见到父亲时的情景。也许是过于专心想事,钱包竟不知不觉被偷了。一见到父亲,我满心委屈地说了这事。可父亲正在忙,头也没抬,只问道:“是不是?怎么这么不小心?”几个小时过去了,父亲一会儿这事,一会儿那事,几乎忘了旁边的我,我只好说了句:“爸,我回去了。”可是父亲专心埋在他的事务中,低头“呜呜”几声,挥了挥手。他竟没想到身无分文的女儿如何坐车回去。顷刻间,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当我走出父亲办公室的刹那,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掉下来。从学院到家有10几站路,我硬是步行走了回去。  
  也许是家庭的关系,我从小就有种危机感。毕业分配前夕,我已单枪匹马的应聘了多个单位,但现实让我明白,没有关系仅凭一纸大学文凭就让单位接收为带指标的正式工在那个年代是很难的。如果想去满意的工作单位,只要能联系接收单位开具接收函,就可以按心愿分配,否则学校会按“哪来哪去”原则对毕业生进行分配。眼看着周围同学因家里关系一个个的收到接收函件,亲戚们也着急了,都劝我去找父亲,“你父亲创办了翻译协会,还办了民办大学,外语界肯定有很多人脉关系”,我想西安市的高端导游几乎都是父亲的学生。只要父亲开口,为我这个学外语的女儿找个单位接收不是难事。于是硬着头皮找到父亲,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一开口父亲就拒绝了:“我不会为你去求人,能分到哪儿就到哪儿,这个事情要凭自己的能力。”听了父亲的话,我再也忍不住了,便大声说道:“爸爸,这么多年不管我们,没有给过我们一分钱,你知道我们多难吗?现在是女儿人生关键的一步,你帮女儿一把就这么难吗?你为了你的学校到处求人,你就不能为我求一次人吗?听了我的话,父亲严肃的回答到:“你的路还很长,你应该从底层做起,好好锻炼自己,年轻时吃点苦不是坏事”。那一刻,年轻气盛的我哪里顾得上体会父亲的良苦用意,多年的委屈一股股涌上心头,抹着泪水,我夺门而去,心里默默发誓,从今以后,我难死累死再也不会求这个父亲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跟父亲当面锣对面鼓地叫阵。从那时开始,我跌进了人生最灰暗、最无助的时光。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必须靠自己!  
  1990年,我依照国家政策分配到了西电公司第一中学担任初中英文教师。作为刚刚入校的新职工,学校将我临时分配到了化学试剂室清洗化学试剂容器。几个月下来,容器的残留剂液就将我的手腐蚀的皮开肉散。卧病在床的母亲不忍直视,竟一个人登着自行车去找父亲,母亲再一次要求父亲为我调动工作,父亲却坚持让我吃苦锻炼,做一颗螺丝钉。结果各持己见,不欢而散。那一天,我看着几近虚脱的母亲,暗暗发誓,我要迅速成长,迅速武装自己,要开始重新规划我的道路。  
  于是我利用上班之余积极去学习各种技能,只要是觉得未来有可能用到的技能我都学。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竟向舅舅借钱交费去学开解放大货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汽车并不是很普及,我大概觉得开货车跑运输能挣更多的钱,所以就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那时跟我在一个车队学习的有一二百人,大多是准备拉货跑运输挣钱和开出租车。一群黑乎乎的男人中间,就我一个小姑娘。和他们跑长途翻秦岭去汉中,经常一天下来,沉重的方向盘累得胳膊疼,手上也磨出一层老茧。可我当时有那么一股劲,很快就拿到了大货车执照。不仅如此,我白天上班,晚上去电西北大学学习电脑,时间不长也掌握了电脑应用技术。当时外贸很火,接着我又去考外销员上岗证书。这个证实在难考,每年全省过关的人也寥寥无几,可我却如愿通过拿到了证书。凭着大学文凭和多项技能,我顺利通过了省外贸公司的一关关考试,如愿以偿的进入了一家省级外贸公司。  
  刚进入外贸行业,我就体会到了国际贸易光环下的艰辛。它不仅仅是出国,参加广交会,与外商吃西餐、品红酒、看赛马,而是一套程序复杂,杯水车薪的实在活。从货源收购到外商谈判,从陆海联运到制单、审证、报关,从商检、结汇,到外汇核销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给公司给国家带来损失。每个外销业务员都要完成创汇额和利润额度。这一切对于我完全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那时我记起了父亲曾经的教导:“只有艰苦奋斗,身怀绝技,才能做搏风击浪的强者!”于是我不间断地向前辈们学习,从一开始就扎进了其它业务员最不愿意做的利润最低,最辛苦的农副产品进出口中,那些年,我频繁的去农村出差,收购农副产品。为了严把现场,检查货源,我主动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每年冬天我会在天寒地冻的北方农村收购棉籽壳发往韩国,尽管坚持到半夜,可望着一批批货源装载上车皮,我就有无尽成就感。也会在骄阳似火的烈日下收购辣椒干,时常辣的睁不开眼睛,也时常会在秋风瑟瑟下清点大葱、收购绿豆,虽然累的筋疲力尽,可内心却是满满的踏实。虽然初出茅庐,我从不计付出,于是不久便在科里成了骨干,也很快代表公司不断出国考察、洽谈、办海外分公司,举办国际商品展销会。也许是骨子里的好强不甘人后,在事业上,我竟和父亲一样地投入。我开始强烈希望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1995年我毅然辞掉令人羡慕的省外贸的正式工作,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外贸公司和外商合作做起了洋买办。  
  那些年,每当打拼事业时我常想起父亲。不得不承认遗传基因的强大,我似乎感觉到我和父亲连人生的轨迹也有些相似,不同的是而立之年的豪气和年过半百的勇气。现在想来,那些艰苦打拼的日子虽然对我有历练,可至今成为我毕生的遗憾。我一直在和父亲怄气,错过了太多和他相处的日子,我强忍着想念疏远他,也将他作为我唯一的标杆,默默的拼命追赶。我不断的祈祷父亲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可仍旧倔强地不与他来往。也是因此我犯下了此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1993年,父亲在去陕北招生的路上翻车了,手脚骨折,昏迷几天。可我知道此事已是父亲出院以后,亲戚们告诉我:“你爸爸埋怨你都不去看他”,听到那样的话语,我的心揪着疼,我想第一时间飞奔过去,告诉他我们心里有他,我们爱他关心他,但倔强的我最终停止住了脚步。父亲离世后,这段回忆成为我内心深处最大的伤痛,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也许到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心痛和无奈。  
  时间滑到了1996年春节,我和久未见面的父亲终于在亲戚的撮合下吃了顿团圆饭。饭桌上父亲突然说:“我看你这些年干的不错,挺能折腾的,也能吃苦,比我想象的好呀!学院这么大一个摊子,很需要你这种能折腾的人,你在外面做的再大,也无非是个生意人,商人有什么好?哪有我们干教育的神圣,干脆来我这儿吧,我这儿可够你扑腾的。”听了父亲的一席话,多年的辛苦委屈竟刹那间烟消云散。激动之下,便一股脑满口答应了。其实我明白,在我内心深处,我只希望得到父亲的关注,只盼望父亲的认可。我把父亲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他的一句话既可以让我上天,也可以把我打入地狱!自那之后,我不计得失,义无反顾关掉了公司随着父亲来到翠花山下的翻译学院。虽然这里没有外面世界的繁华和精彩,可却能让飘摇的心有归属感,有家的温暖。终于我可以和父亲并肩作战,为他分忧解愁。也是从那时起,我跟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相处。我们既是父女,又成了同事。 
  刚到学院,我就强烈感受到了他在工作上的无私忘我和专注拼命。他像一个上足发条的时钟一刻也不停歇。他常在天未亮的清晨一个人检查校卫队岗位;也常伴着月光排除学生公寓的安全隐患;白天他事无巨细的处理公事、接待开会;晚上他通宵趴在电脑上撰写文章,构思招生广告;有时,顾不得穿袜子,光着脚,踩上鞋就赶去检查学生早读;常常一碗泡面,一份咸菜就能解决饥饿。他的员工虽然常做错事挨院长的骂,可从无怨言,他们看到的是老院长用生命在拼这个事业。  
  父亲用他的身体力行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也将无私的大爱给予他的学生。他常说:“办教育,心中首先要装着学生。教育从业人员无论是教师还是其他教职工,不仅要将学生所需的文化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还要像慈母一样关怀爱护他们,把他们打造成德才兼备,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  
  在父亲看来,学生的权利大过天,只要是对自己学生不公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也毫不犹豫趟一遭。90年代末,全国大学生实行假期乘坐火车半价的优惠政策。可翻译学院的学生暑假回家想购买半价火车票,售票员竟将他的学生证扔出了窗外!说民办院校的学生不在此范围之内。这深深的刺痛了一个校长的心,他开始奔走于西安市的各个主管部门,在大会小会上为民办高校的学生呼吁:“你们可以歧视民办学校,可你们不能歧视民办学校的学生,他们和公办高校的学生一样都是祖国建设的一员,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父亲的呼吁也在此后的几年得到实现。  
  为了学生,父亲总是冲在最前面,他甚至游说太乙宫街道开饭店的老板,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要求饭店不给学生卖酒喝。有时听到学生偷偷在哪个饭店喝酒的消息,他就马上冲到饭店里和老板理论,可总有些老板在利益的驱使下偷偷卖给学生,父亲听说了就派校卫队员前去饭店门口站岗,阻止学生进去;有时知道哪个黑店让学生留宿打游戏或看黄色录像,他就亲自上门找回学生;为了学生,父亲不止一次的付出了血的代价。记得刚来学校,我便听说父亲为了学生打架的事。那是学校刚成立的几年,太乙宫到西安还未通行正规的公交车,随着壮大的学生群体,当地自发出现了很多没有牌照的“黑中巴”,营运者大多是学校邻村的地皮和恶霸。他们的主要对象就是学院的学生,特点是车速快,车况差,还总是强行拉学生上车,强买强卖。虽然学院多次向上级机关反映,可这些车队总“打游击”,被称为“疯狂老鼠”,成为西安市政府的顽疾。父亲见状便组织职工保护学生。示威、游行、谈判、监察…父亲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将营运的恶霸头目征服,从此太乙宫的“黑中巴”也敬佩父亲三分,开始有秩序的运营起来。可有一天,一位新来的中巴司机径直把车开到学院门口,强行拉着女学生就上了车。值班的校卫人员赶忙报告父亲,父亲听后不由分说,一个大步便冲出校门,气愤之余竟忘记了校长的斯文,一拳就砸碎中巴车的玻璃窗,一把将司机揪了出来,当场他的手就血肉模糊。司机见此只好灰溜溜的走掉,而父亲却被拉到医院缝了十几针。  
  父亲就是这样,每当他的学生受了委屈,受了欺负,他总冲在最前面去保护他们;学生对学院有意见,只要提的有道理,他总是第一时间整改保障。对待学生食堂,更是他检查的重点,他设立了“免费汤”,也设置了“公平秤”。他时常核定师傅的肉菜是否份量不够,短斤少两;包子咬下去一口如果见不着馅,摊位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几年下来,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父亲用生命在呵护着他的学子。  
  1998年的寒假,父亲按惯例要求学生处要全力保障离校回家学生的火车票问题。可正直春运,火车票异常紧张。学院学生队伍庞大,仅东去的学生就上千人,父亲急的嘴角都长了包。可庞大的车票张数却像一盏警灯,闪烁得父亲寝食难安。他下令,动用一切关系,要让学生们顺利回家。一个月的四处奔走,西安火车站站长也被感动,为翻译学院的学子破例留出4节车厢。听到这个好消息,父亲心头一块大石落下,那一年,伴着寒冷冬夜的阵阵雪花,父亲一声不吭的走上了临行的火车车厢,他要亲自为他的学子送行。繁忙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在140(西安—南京)的火车上如火如荼的搬运时,一个黑色的身影赶忙搭了把手,只见一个学生大呼起来:“院长来了!”霎时间,整列车厢一片欢呼。他像一个普通的家长叮嘱道:“你们路上要小心,注意安全!把包包都带好,要小心被骗,回到家要给爸爸妈妈问好……”那一夜,临行的学子感受到了寒夜里最大的温暖。此后有不少毕业生在离校之后都说道:“我们没有考上最好的学校,可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校长!”  
  从西译走出的数万学子,也都与父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个时候,我渐渐明白了,一个教育者的胸怀和博大。父亲就是抽干所有的精力全身心的践行着这样的“大爱”,是他无疆的“大爱”让走出西译这篇净土的学子懂得了厚德敦形,亲情奉献!那时我对父亲充满了理解和崇拜!  
  可接二连三的误会和做事风格的分歧让我和父亲争执不断。他总希望我比其他员工更好,更敬业。他要求我全日制住校不能回西安,要时刻陪着学生们,有时我偷偷跑回家看一趟儿子,便会被父亲埋怨一顿;住校期间,半夜学校发生突发状况,没有及时得到消息,也会遭到父亲的批评;我们子女有一点过失他总要处罚的比任何员工都重。  
  1997年底,我和父亲关系在缓和之余又迅速跌到冰点,原因是小妹丁梦的一次“小”错误。丁梦是我们姐妹三人中唯一父母亲手养大的孩子,自小就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即便上班也会将她带在身边。从学院毕业后丁梦便留校工作,她一向老实乖巧,为人低调。可有天,学院的职工汇报她在学院运送教材的公车上私装了几箱洗衣粉,从西安运到了太乙宫校区。父亲听后雷霆大怒,说要严肃整治公车私用的歪风邪气,随后竟将妹妹开除了。我和姑姑愤愤不平找父亲据理力争,可他坚持要将妹妹扔到社会上接受锻炼。从那以后,妹妹走出了学校,在西安市的梨园酒店做起了中餐厅的服务员,不久还生了场大病住院3个月,其间爸爸余怒未消,只是派大姑姑代为看望送去了3000元钱…  
  很多的不适应和压抑,1998年初,我决定离开学院,重新成立公司踏上进出口贸易的道路。所谓天道酬勤,几年下来,我的公司在业界得到了认可,业绩也扶摇直上,短短的三年,就在同行中名列前茅。正在我事业的鼎盛时期,一颗根植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未完成的种子开始发芽,我开始想要出
留学深造,我始终认为做生意赚钱只是糊口的一种手段,而继续深造才是提高自身的最佳途径。2001年8月,已30岁出头的我离开丈夫和4岁的儿子,关掉了正值顶峰期的生意,踏上了中年的求学之路。也从那开始,我们姐妹和父亲的情感进入到了空档期,一年难得见上一面,见面也是伤感多于喜悦。  
  2003年7月,我从美国留学回来第一时间去看望父亲,父亲一见面就说:“明天跟我上北京。”我问:“去干什么?”父亲说:“中央电视台对学院高层有个采访。”我连忙说:“我又不了解学院的情况,我去能干什么?”父亲不耐烦了:“啰嗦什么,这是任务!”。父亲总是这样不容分说不容违抗,在他面前我总是没有思想,乖乖就范的跟他到了北京。那几天,父亲不容分说,不停地给我布置任务,俨然我已经成了他的员工。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又成了父亲麾下的一员。 
  2004年,翻译研修院成立,这是学院坚持教育理念和模式等方面的大胆改革与创新。学院每年从新入校的考生中,挑选敢于放弃学历、挑战传统文凭品学兼优者,进行五年的学习深造。不拿国家文凭、实行全封闭管理、提供全外语环境、实施全外语教学、培养目标是准同声传译。我们自主设立课程设置,创新教学计划。立誓大会上,父亲说:“你的口语还可以,又在国外留过学,翻译研修院刚起步,这次是你展示自己的机会,你要好好干。”听了父亲的话,我的心一热,默默地下决心,这次我要做出个样子给父亲看看。然而刚接手工作,就让我信心大挫。学校拟建的研修院坐落在主校区之外的一个小院子里,所谓教室是两间废弃的破厂房。院子里杂草丛生,满目疮痍。随处可以看到一张张蜘蛛网,几间教室没有一套像样的桌椅。父亲对研修院很重视,三天两头来检查,并且给我立了三条规矩:一是事无巨细,必须精益求精。二是必须和学生同吃同住,晚上和周末也不例外。三是一定要事必躬亲,要求教工、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为了落实父亲的要求,那段时间我也不得不像父亲一样放弃孩子,放弃家庭,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工作,一两年后研修院的学生英语水平在学院脱颖而出,同时在全国各类大赛上屡获大奖,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认可的微笑。我也转而被调往了西区外国语学院承担营造全英语氛围的重任。  
  在学院工作的日子,我总想努力做好工作,得到父亲的认可,可几年来总是批评多,肯定少;要求多,鼓励少。最让我尴尬的是,父亲给我安排了一个大院副院长的职务,可在大院却任何工作都不分配我管。我一度很疑惑便去找父亲理论,父亲却说:“什么都不能管就是什么都能管。”我不服气:“每人都有分管的部门,怎么可以到处乱插手,这样不是要搞出矛盾嘛?”然而不管我如何提意见,父亲就是不接受。后来在实际的做事中我才慢慢品到,父亲是不想把我捧的太高,他要磨练我。
  
  和父亲共事的几年,他对我要求严格如上下级,但细微之处也能体会出他含蓄的关爱,有一次我正在开车去学院的路上,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很气恼的说:“听说你开车很猛啊,一个女孩子像什么样子,以后不准那么快,很危险!”,挂断电话我顿时眼眶湿润,父亲虽是训斥甚至有些愤怒,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是关心我这个女儿的。实际上,我是渴望父亲关爱的。只要是父亲的关心,即便是最平常的一句话,也能温暖我很久。我到学院工作后,常和父亲在一个桌上吃饭。饭桌上,别人总给他夹菜,而他总是悄悄地在不经意间把我爱吃的菜推在我面前,边推边哈哈大笑着说:“小晶最馋了,老是悄悄的筷子伸到我这边夹这个菜,我放到她面前,省得这盘菜见底了还以为都是我吃的”。  
  每每想起父亲,总有很多感慨,很多遗憾,很多辛酸。父亲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他的事业上了,把父爱都给予了他的学子,我们从读书到工作,再到恋爱,在我人生的每个重要关口,我都希望得到父亲的呵护与帮助,然而父亲却一直忙他的民办教育事业,无暇顾及我们。很多人为此提醒过父亲,他总是说:“我不管,她们就长大了。”  
  是啊!这大概就是父亲培育我们成长的真谛所在!也许出于有意,也许根本就无意,父亲没有给我们提供优越的生存环境,没有给我们家庭的温暖,没有在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时候扶我们一把。他给我们的是只有靠自己才能走出苦难的明确信号,是只有奋斗才能创造美好生活的朴实道理,是只有坚持才能到达幸福彼岸的坚强意志。如他所言,他不管,我们真的长大了,而且有了自己独立的事业和人格,有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有了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意志品质,有了安身立命的素质和本领。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由此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伟大父亲的良苦用心,是一个培养干才的必然途径,是父亲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提炼出的教子方法,是对儿女真正的关怀与厚爱,是我们终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死神面前走过生命之树长青  
  2006年12月的一天,父亲早上起得很早。凛冽寒风中,他已站在西区校园的操场上,融入终南山下蔚为壮观的“万人晨读”。一阵小小的雪花飘过,他突然感到胸闷气短,脚腿有些发软,于是下意识地捶了几下胸部,长舒一口气,仍然没感到有多少舒缓。这些小的不适,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所以全然不放在心上。上午,他又处理了一大推事务,感觉症状越来越严重,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便不得不去医院检查。然而检查结果却让人震惊,主治医师说:“你父亲冠状动脉血管多枝已严重狭窄,几近断裂!即使做心脏搭桥手术也有很大风险,你们家属随时做最坏的准备吧!”听到医生的话,我霎时胸口憋闷,感觉天塌地陷。六神无主的我跑到楼道放声痛哭。只听到隐约有人在叫我,于是擦干泪水,佯装平静走进病房去见父亲。父亲还是安详的躺在病床上,我也故作轻松的对父亲说:“医生说需要开胸搭几根桥,现在搭桥技术已经非常过关了,克林顿总统许多年前就做过搭桥手术,至今活跃在政坛…”。父亲盯着我的眼睛一言不发,或许早已明白了自己的病情。手术的前一个晚上,我守在父亲身边,彻夜未眠,思绪纷纶。凌晨天还未亮,父亲突然叫我到他身边,轻柔和蔼的说到:“你好好照顾你妈,我们那时过的太苦太累了,我没能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还有梦梦,你经济条件好了多帮帮她……”,我不住的点头,泪水却止不住地流淌。父亲又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民办教育这个事业太累了,你受不了的,我不想你和我一样…”,那一刻,我愿抛弃一切,只祈求上天留住父亲的健康和生命,他还有那么多大事未完成,还没好好安享过一天晚年的幸福生活。那年,父亲给心脏做了4根支架,侥幸的与死神擦肩而过。也从那时起,父亲戒掉了30多年的烟瘾,并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他在手术后不久写下自己的心声:“屏息停博八千跳,借来七彩架心桥。安得增寿五十载,相伴后生到地老。”  
  大病初愈,鬼门关走过一遭的父亲没有像常人那样慢下脚步,反而更加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之中,他的身影更加频繁的出现在省内外的会议、论坛、采访中。我能够感受到父亲是在抢时间,是在和生命赛跑,他想用最后的生命和热血为民办教育奔走呼号,争取政策!他开始一次一次累到,一次一次住院,反复用药,输血、打针治疗,只要病情稍有起色就他就迫不及待的奔波。常常是嘴唇上抹一点口红,打上领带,穿上西服,将留置针隐藏在袖子里面就出差了。到了学校,他像往常一样,认真检查校徽佩戴,检查“万人晨读”。陪护人员感慨的说,老院长躺下是个病人,站起来就是一个巨人。 
  2011年3月9日的开学典礼,我们软硬兼施,还是无法阻止父亲到场给学生作报告,父亲的身影刚刚出现在礼堂的门口,掌声就响了起来,愈响愈烈,同学们都站起来,大声喊着“丁爷爷”,大家鼓着掌,注视着他们的院长从眼前走过。他们眼中的“丁爷爷”从来就是一副高大的形象,走起路来昂首阔步,时常会精神抖擞的和他们招手,每个手势都很有力,仿佛每个指头都裹挟了一种力量。可现在却身子软软的,消瘦不堪,脸色蜡黄。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时候的父亲,肝脏、心脏已经严重衰竭了,常人的血色素12克-18克,而这时的父亲血色素只有4克。父亲步履蹒跚的走进报告厅,缓缓的坐在椅子上,声音低沉虚弱。这个时候,他还不忘调侃一番:“你们不要看我人五人六地坐在这里,我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同学们,常人如果体内有一斤血,我就只有四两了,但四两血也为你们而沸腾!”父亲的话音刚落,霎时就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流泪了。一场2个多小时的报告下来,虚脱的汗水已经沁湿衣衫。  
  尽管生命警钟长鸣,父亲却一次次浑然不顾,一次次从医院跑回学校。2011年6月的一天,父亲刚刚从三天的肝昏迷中苏醒,就询问学院的情况,部下告诉他,全国政协科教文卫副主任江绍高要带着一个考察组来学院,就“民办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和对策”进行考察调研。父亲听了便要求再次回学校,医生不同意:“这一个礼拜,你已经肝昏迷两次了,你的身体不能外出!”父亲却躺不住了,他要站起来,抓住这次为民办教育呼吁的好机会!在父亲的执意要求下,第二天上午,救护车把父亲拉到了学院,他的脖子、手臂上多处附着医疗器械,手上还打着点滴,护工用担架把他抬进了三楼会议室。我将父亲扶着坐下,随行的医生立刻打开急救包在旁随时待命。见到此情景,考察组的所有人都变得面色凝重起来。父亲缓缓地说:“我首先感谢中央来的同志,谢谢你们。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把中国民办教育的问题和挑战,通过全国政协直接报告中央领导,不用拐那么多弯,效果就会更好。”父亲又谈到了不要歧视民办教育。他神情迫切地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好多年了,可很多实质性的问题还没落实,再就是我们要提倡高尚教育,这是我们一直追求和实践的目标。我坚决反对教育部的教育产业化。高尚教育不能空谈,首先要有高尚的政策。办学者要高尚,学生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目的要高尚。办学者不能目的不纯,不能把教育当摇钱树。现在这种现象很严重,请中央领导重视……”父亲讲话越来越吃力,声音越来越小,不时停下来喘几口气。那一刻,他的形象在我眼中越来越高大。这就是中国民办教育者的责任和良心,是一个教育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奋力呐喊啊。  
  2012年元旦,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学校按惯例举行元旦晚会。这是父亲亲手打造的西译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凝聚人心,激发学习、工作正能量的重要方式。元旦前夕,很多人都猜测今年的晚会父亲肯定不会来了,就在前一天他还深度昏迷了。可晚会那天却奇迹般的苏醒了,刚刚恢复意识,父亲就坚持要去,毕竟他的身体已经非常微弱了,连起身都难以完成,终南山的元月份又是一年最冷的时候,随意走动后果不堪设想。可父亲早已打定主意,这一次他的目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定,仿佛赌上整个生命一样。晚上7点,晚会准时开始。主持人请父亲讲话,父亲刚想起身,可是身体竟不听使唤,我连忙扶他起来,这时“丁爷爷,我爱你”的声音响彻全场,学生们沸腾了。他们的呼唤给了他极大的信念,在搀扶下,父亲蹒跚的走上了讲台,眼眶闪着泪光,用微弱颤抖的声音,深情地说道:“同学们,三秋相隔,我越来越想念你们,你们已经化作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永远爱你们!”那一刻,往昔的情谊在一个老人的言语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仿佛是生命最后的倾诉令人动容。父亲最后还坚持唱了一首《为了谁》……在场的人都哭了!我知道病魔已将他这个刚强汉子折磨的非常脆弱,在那次的晚会上,父亲久久、久久不肯离去,我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拥抱他的学生,拥抱他的学校,那是告别,是绝唱!  
  时间能透析人世间的一切,磨砺进一步增加了我对父亲的深情。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父亲为了祖国的民办教育事业积劳成疾,我只有想尽千方百计减轻父亲的病痛,才能放下过去对父亲不解形成的愧疚感,也才算尽到了一个女儿应尽的本分。所以,自从父亲生病,我就强烈要求他搬来跟我住,以便我随时能照顾他,父亲终于答应了。现在回想起那最后陪伴父亲的一年,是我们一家人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父亲是个豁达快乐的人,尽管病魔折磨得他非常痛苦,但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倒是见他时常拉着我和身边工作人员唱歌跳舞。他的歌唱得真好,不仅曲子唱得很准,而且音色浑厚,音域宽广,已经达到了专业水平。他总是要身边的每一个人参与欢乐,我们跳舞时没有敲打乐器伴奏,他就随手拿起身边的簸箕、脸盆,只要是能敲击出声音的东西他都会拿着伴奏,边敲边唱边跳,高兴得像个孩子。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年。三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刻萦回在我的脑际。  
  父亲是一本无字的书,需要我用全部生命去研读;父亲是一座巍峨的山,离开他愈远,愈能感受到他的气势与壮观。  
  父亲的一生,是中国民办教育一部跌宕起伏的画卷,他见证了中国现代民学的起步和发展,记录了中国民学从荆棘坎坷到山花烂漫。他是中国现代民办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义无反顾地充当了中国民办教育事业发展的旗手。  
  也许从现在开始,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这一生是为民办教育事业而来,他是千千万万莘莘学子的父亲。他从来就不属于我们这个小家,不属于我们子女,他属于一个时代!属于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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